：公德，是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私德则是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对于中国人来说，私德很近，公德却很远。很多人在私人生活领域非常注重如何做人，但在公共领域却表现得冷漠和缺乏修养。
从作为底线的法制观念，到内心深处更高的信仰状态，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要和文化建设以及体制的改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听到现代公德来临的脚步声。
公德问题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和整体素质。公民道德建设要在一定的高度上与公民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联系起来。
伦理学家将人的生活分为两个层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展，私域的范围越来越小。
近日，网络热议的“泼面”事件，其根本是私下行为公共化导致了对公共空间使用的冲突。因为赶时间，将热面端上地铁食用，对这种行为中国人通常是给予理解和宽容，一些人也把周围人的理解与宽容看做理所当然。
于是，中国的公共空间，特别是拥挤和繁忙的公共场所，大量充斥着“私人生活”的遗迹“垃圾”。
关于公共空间，伦理学者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金年会体育，人们由于生活的自由关系走到一起的TB体育，是与私人生活相对应的范畴。”
伦理学博士黄显中说，简单地说，公德就是公共领域中公民的道德活动。它关系到其他公民的公共生活，关系到公共领域的正常秩序。
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的议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游历世界，“中国人缺乏公德”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判断”。
从伦理学上看，黄显中认为划分公德与私德，应该说只是学理上的抽象。任何行为不管是在公域还是在私域，都具有公德和私德双重规定性。公德行为可以转化为私德行为；私德行为同样可能具有公德的性质。
针对公德缺乏的根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陈卓表示，儒家文化处理“公”“私”关系上的态度，是其文化上的原因。
“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时，采取了先私后公的排序，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先的。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在儒家看来，就公德与私德的关系而论，私德是本根性和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并从私德中推延而出的。”陈卓表示。
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论语子路》中记载的，TB体育当一个人的父亲犯了罪的时候，儿子该不该指证他。孔子的看法是：儿子应当为父亲隐瞒。陈卓表示，在家庭关系与公共道德不可调和的两难选择面前，孔子提倡首先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同时，从中国人对公共生活的态度上，台湾学者陈弱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抱有疏离和恐惧的态度，从传统的童蒙家训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普遍教育子女“世事险恶”，这种疏离的社会观，使得当代中国人很难建立起健康、积极的公共意识。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黄显中说：“公共领域不断扩展，私域的范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家庭的功能却日益社会化，因而很多私下的行为也移置到公共领域。”
公众意识的淡漠，也为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陈弱水指出：“第一是为社会带来混乱。当公共领域急速扩大，而公民水平却仍低落之时，社会自然不易维持良好的秩序。”
黄显中也表示：“经济转型过程中，公德行为有转为私域的趋势，比如腐败行为就是如此。”
那些被我们奉行了上千年的训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善若水”等等，尽管在当下依然被看做“道德金律”，但由于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传统思想体系已逐渐弱化，“这些格言已经成了没有思想的空话、废话金年会体育。”北京大学哲学学者章启群表示。
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社会结构遭受了巨大冲击，但新的、现代性的社会体制却一时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体制上的真空便为道德上的真空打开了方便之门。
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一深入中国人心的生存金律，陈卓解释说，胆大、胆小的衡量标准就是对社会公德的破坏。“缺德就能发财”，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泼面、抢座、漂死猪、毒奶粉这些是日常可见的社会公德问题，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不正当竞争、暗箱操作等等”，陈卓表示，从本质上看，社会公德缺失，折射出的是体制上的漏洞，“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公德缺失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对于体制建设，陈弱水表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华人社会所面临的最艰巨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使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种种政治、行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生根。
然而，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共同的理念支持，很难真正建立并完善起来。对此陈弱水也表示：“由于制度、法规大都和公共事务有关，如果没有健康的公民文化的支持，它们很难顺利运行，经常只能沦为纸上空文。”
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的主体意识。陈卓说，在中国，主体地位的丧失与公民意识的欠缺密不可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的是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
因此，有人认为，在中国“官德”重于“公德”，“官德”是社会公德的风向标。当人们对“官德”的抱怨无处发泄时，只能转化为对公共财物的侵占和破坏，受法律约束无法表现为物质层面时，就会转化为精神层面对公共规则的抗拒或破坏。
以前提倡的“主人翁精神”与公民意识是一致的，陈卓表示，人只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才会认同和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对国家所倡导的风尚和价值观，由衷地赞成并身体力行。
从伦理学角度看，黄显中认为，公德与私德可以相互转化，以对方的面目存在。无论是公德抑或是私德，都是由个人承担的。个人的主体性产生了公德与私德的分殊和并存，又实现着公德与私德的转换和互异。
然而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正在下降，以往那种“小家”、“大家”同为一家的观念渐渐地被“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所代替，私德与公德不再是相通的，而更多地成了一种对立关系。
因此，只有当“人”成为公共空间的主人时，公民才会对共同拥有的世界负责，并分担应有的责任，才会产生尊重他人与他人同生共赢的理念。
“公德问题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陈卓表示，“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和整体素质，因此，公民道德建设要在一定的高度上与公民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联系起来。”金年会体育金年会体育